西学者:加拿大新政带给欧洲的启示
西学者:加拿大新政带给欧洲的启示
西学者:加拿大新政带给欧洲的启示“20多年前,在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,很多(hěnduō)人告诉我,想要改变中国吸烟(xīyān)文化是不可能的。”
今年是《世界卫生组织烟草(yāncǎo)控制框架公约(gōngyuē)》(下称《公约》)生效20周年。时近第(dì)38个(gè)世界无烟日,在赶赴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前,世界卫生组织(WHO,下称“世卫(shìwèi)”)驻华代表马丁·泰勒(Martin Taylor)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,并做出上述(shàngshù)回忆。马丁出任世卫驻华代表是在2023年,但与中国结缘却是在本世纪初。
20多年(duōnián)过去,马丁表示,中国人对于烟草的看法已发生嬗变。
在22年(nián)(nián)前的世界卫生大会上,《公约(gōngyuē)》获通过,成为世卫主持谈判的首个国际条约,并于2005年2月27日正式生效。目前全球已有183个《公约》缔约方,覆盖全球约90%的人口。中国(zhōngguó)是第七十七(dìqīshíqī)个签约国(qiānyuēguó),该《公约》自2006年1月9日在我国正式生效。三年之后,《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》颁布,这是中国首部省级人大颁布的控烟地方法规。据马丁介绍(jièshào),截至目前,中国已有24个城市实施了全面无烟政策,覆盖了全国16.2%的人口。
但《健康(jiànkāng)中国2030》中提出的“到2022年覆盖20%人口”既定目标,至今未能实现。与此同时,在当前国际关系和经济形势下,全球健康筹资资金紧张;高收入(shōurù)国家(guójiā)的烟草制造业正在(zhèngzài)向中低收入国家转移;为了提振消费,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于烟草消费的限制在悄然松绑……这些新的挑战正在威胁(wēixié)已有的全球控烟成果。
“可喜的是,无论是在中国(zhōngguó)还是在全球范围内,大多数人都希望改变(gǎibiàn)吸烟(xīyān)文化,公众对于‘什么是可接受的社会行为’的容忍度正在下降,这种社会观念的改变甚至快于立法进展。”马丁认为,当前中国正处于(chǔyú)扩大内需的关键节点,减少烟草消费可以带动餐饮、教育等其他(qítā)国内消费,并减少医疗支出及(jí)环境负担。世卫也期待中国进一步推动全国性的立法工作。
16%的中国人口受全面无烟立法保护(bǎohù)
第一财经:谈及控烟工作,你(nǐ)为何始终认为立法是关键一步(yībù)?这20年来,你认为中国在无烟立法上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?
马丁:当我们谈到无烟立法工作(gōngzuò)的(de)重要性,首先要理解控烟工作的重要性。对于后者,我认为至少有四点:
第一,控烟可以更(gèng)公平地保护人口健康(jiànkāng),既包括吸烟人群,也包括不吸烟人群,以及儿童、孕妇、青少年等重点群体,他们可能每天都被迫(bèipò)受到二手烟危害。
第二,控烟会减少吸烟(xīyān)对环境和空气造成的污染。
第三,控烟会显著减少国家医疗卫生支出。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(zhōngxīn)的(de)(de)测算:2018年中国烟草相关疾病经济负担总量为15214亿元,相当于同期GDP的1.7%。
第四,在老龄少子化社会,吸烟对于(duìyú)人口发展的负面影响(fùmiànyǐngxiǎng)也日益受到关注。
我们认为,全面(quánmiàn)的(de)无烟立法,包括采取100%室内环境禁烟的措施,是降低吸烟率以及相关社会经济危害最(zuì)有力、最合理和最迫切的方式之一。
今年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》实施10周年。到目前为止,中国已有24个城市、大概(dàgài)16%的(de)(de)人口覆盖在100%的无烟立法(lìfǎ)保护之下。100%的无烟立法,意味着所有室内公共场所、工作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。
全面无烟立法的好处见诸社会经济(jīngjì)的各个方面。以(yǐ)北京为例(wèilì),2015年《北京市控制(kòngzhì)吸烟条例》实施后,对于65岁以上老年人,急性心肌梗死住院率立即下降了5.6%,慢阻肺病住院率立即下降了34.7%。
除了取得(qǔde)积极健康成效,经济效益也立竿见影。2015年,北京餐饮扭转连续两年收入下滑的(de)局面,实现了3.3%的正增长。
我们注意到,这项立法(lìfǎ)工作正迎来越来越多的(de)民众支持及餐饮业等行业支持。例如,近年来,北京无烟立法的群众支持率(zhīchílǜ)高达96%,中国其他一些城市也达到(dádào)90%左右(zuǒyòu)。九成左右的支持率意味着绝大部分吸烟者也支持无烟立法工作。从某种程度上,中国控烟的社会观念改变快于立法进程。
100%的室内公共场所(gōnggòngchǎngsuǒ)无烟仍然很难实现
第一财经:随着中国更多地区加入无烟立法队列,这些(zhèxiē)城市100%室内(shìnèi)无烟环境实现了吗?为何世卫仍呼吁在地方实践基础上,进一步推动全国性的(de)立法工作?
马丁(mǎdīng):不可否认的是,100%的室内公共场所无烟仍然很难实现。
举个例子(lìzi),8点半,当我走入办公室写字楼时,闻到楼梯(lóutī)道附近留有烟味。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,但可能每几个月会发生一次。
我们认为,在中国,从公众人物到普通大众,在社交媒体(méitǐ)上控诉乃至投诉举报违法吸烟的情况正在增多,这一定程度上推动地方性法规的执行(zhíxíng)。此外(cǐwài),中国还创新(chuàngxīn)采用了一些数字科技,以提升控烟执法效率。比如北京开发了一款小程序,当市民举报违法吸烟行为后,执法人员可以快速锁定违法吸烟者所处位置,并采取行动。此外,相较于(yú)部分禁烟,全面的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执法难度(nándù)更小。
目前,100%的室内公共场所禁烟还会受到一些来自烟草行业的阻力,比如,一种声音是在餐厅设置吸烟区和非吸烟区,但烟雾在空气中(zhōng)的传播(chuánbō)并(bìng)不会因空间划分而被阻断,这是一种“掩耳盗铃”式的做法(zuòfǎ)。
全国性的无烟立法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一方面可以将“100%的室内公共场所控烟(kòngyān)”等做法覆盖到更多中国人,尤其是中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(dìqū)人口;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地方立法、执法(zhífǎ)标准不一的问题(wèntí)以及烟草业对于实施控烟行动的阻力。此外,我们还希望无烟立法规制范围由室内走向户外(hùwài),并将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禁烟的范畴。
烟草行业(hángyè)收入下降,但其他行业获得增长
第一财经:2024年(nián)中国烟草行业(yāncǎohángyè)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6008亿元(yìyuán),同比增长(zēngzhǎng)5.0%,实现财政总额15446亿元,同比增长2.8%,税利总额和财政总额均创历史(lìshǐ)新高。一种业界观点认为,当前,出于扩大内需、提振消费的考量,地方推进无烟立法动力不足。对此你如何看?
马丁:正如刚刚我(wǒ)列举的案例,北京实施全面无烟法规后的第一年,当地餐饮消费由负转正(zhuǎnzhèng)。很多国家和(hé)城市的例子(lìzi)都证明,尽管烟草行业收入出现下降,但其他行业获得增长,对于经济而言,并不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。
另外特别重要的一点是,当公众烟草消费减少,这(zhè)一笔钱并不会凭空消失或者蒸发掉,公众会拿着这笔钱消费其他产品或者服务,比如购买(gòumǎi)优质的食物、增加教育投入或者休假旅游(lǚyóu)等。这种消费预期增长对(duì)提振经济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。
家庭烟草支出(zhīchū)增加还会挤占儿童教育等支出空间,这种挤占对于(duìyú)农村(nóngcūn)家庭影响更大。根据此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测算,如果中国农村家庭每月购买20包卷烟,其人均食品支出将(jiāng)减少10元,住房支出减少8元,衣着支出减少4元,教育支出减少3元。
我认为,当中国地方政府考虑把刺激消费的(de)目标(mùbiāo)从烟草行业转移到一些其他的行业领域,比如教育、餐饮娱乐、体育和健康活动等,会产生(chǎnshēng)更多的短期和长期经济收益,并会带动人口的高质量发展。
上一轮提税效应(xiàoyìng)正在减退
第一财经:烟草税(shuì)(shuì)作为控烟的核心手段(shǒuduàn),其政策设计直接影响控烟效果。你认为中国烟草税有进一步加征空间吗?如果提高烟草税,是应该循序渐进地增加还是一次性大幅增加?
马丁:中国上一次提升烟草税是2015年。这些年,我们已经看见了前述政策设计对于增加国家税收收入(shuìshōushōurù)带来的积极影响,也看到了带来的其他(qítā)预期收益,如降低社会吸烟率等(děng)。
当前,中国烟草(zhōngguóyāncǎo)税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。中国烟草税占(zhàn)零售价比例为52.2%,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烟草税应占零售价格75%的最佳实践水平仍有一定差距,具有(jùyǒu)提税空间。中国之外,近年来一些同样面临经济增长压力的国家,目前(mùqián)也都在考虑或实施提税行动。
与此同时,由于距离中国上一次提税已有10年,考虑(kǎolǜ)到其间居民(jūmín)收入水平提高,即实际上(shíjìshàng)对于居民而言,烟草制品的可负担性进一步增高,相较于十年前(qián),烟草制品实际上变得更便宜了。换言之,间隔较久的提税会削弱对烟价的影响,进而导致烟民对提税的敏感度大打折扣(dàdǎzhékòu)。
所以,目前很多国家均采取一种提税(shuì)模式:指数化提升烟草税,增加烟草产品价格,以确保提高烟草税的效果不会随时间增加而消退(xiāotuì)。
电子烟会增强青少年烟草(yāncǎo)使用概率
第一财经:今年,中国国家卫健委对于世界(shìjiè)无烟日的(de)主题定为“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”,并特别强调引导青少年自觉远离(yuǎnlí)电子(diànzi)烟。为何以及如何引导青少年远离电子烟?你如何看待近年来,一些电子烟厂商宣传的减害技术?
马丁:首先,应该澄清的(de)一点是,电子烟或其他新兴(xīnxīng)制品同样有害健康,其释放物通常含有尼古丁和其他有毒物质,对使用者和周围(zhōuwéi)的非使用者都有害。但相关行业却试图将这种危害隐藏起来,从(cóng)一种更为正面的角度,使用更具迷惑性的话术去“包装”电子烟,一定程度(chéngdù)上,这也包括你刚刚提到(tídào)的“减害技术”。世卫不会(búhuì)从包括减害在内的任何角度去建议青少年使用电子烟,也希望青少年能够更好识别、揭露烟草及电子烟业的陷阱。
其次,电子烟或其他新兴制品并未显现人群层面的戒烟效果。相反(xiāngfǎn),青少年时期(shíqī)使用电子烟,会增加其开始使用烟草的概率(gàilǜ)。所以,世卫也不建议政府为追求戒烟目标,将电子烟作为消费品销售。
(本文(běnwén)来自第一财经)
“20多年前,在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,很多(hěnduō)人告诉我,想要改变中国吸烟(xīyān)文化是不可能的。”
今年是《世界卫生组织烟草(yāncǎo)控制框架公约(gōngyuē)》(下称《公约》)生效20周年。时近第(dì)38个(gè)世界无烟日,在赶赴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前,世界卫生组织(WHO,下称“世卫(shìwèi)”)驻华代表马丁·泰勒(Martin Taylor)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,并做出上述(shàngshù)回忆。马丁出任世卫驻华代表是在2023年,但与中国结缘却是在本世纪初。
20多年(duōnián)过去,马丁表示,中国人对于烟草的看法已发生嬗变。
在22年(nián)(nián)前的世界卫生大会上,《公约(gōngyuē)》获通过,成为世卫主持谈判的首个国际条约,并于2005年2月27日正式生效。目前全球已有183个《公约》缔约方,覆盖全球约90%的人口。中国(zhōngguó)是第七十七(dìqīshíqī)个签约国(qiānyuēguó),该《公约》自2006年1月9日在我国正式生效。三年之后,《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》颁布,这是中国首部省级人大颁布的控烟地方法规。据马丁介绍(jièshào),截至目前,中国已有24个城市实施了全面无烟政策,覆盖了全国16.2%的人口。
但《健康(jiànkāng)中国2030》中提出的“到2022年覆盖20%人口”既定目标,至今未能实现。与此同时,在当前国际关系和经济形势下,全球健康筹资资金紧张;高收入(shōurù)国家(guójiā)的烟草制造业正在(zhèngzài)向中低收入国家转移;为了提振消费,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于烟草消费的限制在悄然松绑……这些新的挑战正在威胁(wēixié)已有的全球控烟成果。
“可喜的是,无论是在中国(zhōngguó)还是在全球范围内,大多数人都希望改变(gǎibiàn)吸烟(xīyān)文化,公众对于‘什么是可接受的社会行为’的容忍度正在下降,这种社会观念的改变甚至快于立法进展。”马丁认为,当前中国正处于(chǔyú)扩大内需的关键节点,减少烟草消费可以带动餐饮、教育等其他(qítā)国内消费,并减少医疗支出及(jí)环境负担。世卫也期待中国进一步推动全国性的立法工作。
16%的中国人口受全面无烟立法保护(bǎohù)
第一财经:谈及控烟工作,你(nǐ)为何始终认为立法是关键一步(yībù)?这20年来,你认为中国在无烟立法上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?
马丁:当我们谈到无烟立法工作(gōngzuò)的(de)重要性,首先要理解控烟工作的重要性。对于后者,我认为至少有四点:
第一,控烟可以更(gèng)公平地保护人口健康(jiànkāng),既包括吸烟人群,也包括不吸烟人群,以及儿童、孕妇、青少年等重点群体,他们可能每天都被迫(bèipò)受到二手烟危害。
第二,控烟会减少吸烟(xīyān)对环境和空气造成的污染。
第三,控烟会显著减少国家医疗卫生支出。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(zhōngxīn)的(de)(de)测算:2018年中国烟草相关疾病经济负担总量为15214亿元,相当于同期GDP的1.7%。
第四,在老龄少子化社会,吸烟对于(duìyú)人口发展的负面影响(fùmiànyǐngxiǎng)也日益受到关注。
我们认为,全面(quánmiàn)的(de)无烟立法,包括采取100%室内环境禁烟的措施,是降低吸烟率以及相关社会经济危害最(zuì)有力、最合理和最迫切的方式之一。
今年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》实施10周年。到目前为止,中国已有24个城市、大概(dàgài)16%的(de)(de)人口覆盖在100%的无烟立法(lìfǎ)保护之下。100%的无烟立法,意味着所有室内公共场所、工作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。
全面无烟立法的好处见诸社会经济(jīngjì)的各个方面。以(yǐ)北京为例(wèilì),2015年《北京市控制(kòngzhì)吸烟条例》实施后,对于65岁以上老年人,急性心肌梗死住院率立即下降了5.6%,慢阻肺病住院率立即下降了34.7%。
除了取得(qǔde)积极健康成效,经济效益也立竿见影。2015年,北京餐饮扭转连续两年收入下滑的(de)局面,实现了3.3%的正增长。
我们注意到,这项立法(lìfǎ)工作正迎来越来越多的(de)民众支持及餐饮业等行业支持。例如,近年来,北京无烟立法的群众支持率(zhīchílǜ)高达96%,中国其他一些城市也达到(dádào)90%左右(zuǒyòu)。九成左右的支持率意味着绝大部分吸烟者也支持无烟立法工作。从某种程度上,中国控烟的社会观念改变快于立法进程。
100%的室内公共场所(gōnggòngchǎngsuǒ)无烟仍然很难实现
第一财经:随着中国更多地区加入无烟立法队列,这些(zhèxiē)城市100%室内(shìnèi)无烟环境实现了吗?为何世卫仍呼吁在地方实践基础上,进一步推动全国性的(de)立法工作?
马丁(mǎdīng):不可否认的是,100%的室内公共场所无烟仍然很难实现。
举个例子(lìzi),8点半,当我走入办公室写字楼时,闻到楼梯(lóutī)道附近留有烟味。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,但可能每几个月会发生一次。
我们认为,在中国,从公众人物到普通大众,在社交媒体(méitǐ)上控诉乃至投诉举报违法吸烟的情况正在增多,这一定程度上推动地方性法规的执行(zhíxíng)。此外(cǐwài),中国还创新(chuàngxīn)采用了一些数字科技,以提升控烟执法效率。比如北京开发了一款小程序,当市民举报违法吸烟行为后,执法人员可以快速锁定违法吸烟者所处位置,并采取行动。此外,相较于(yú)部分禁烟,全面的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执法难度(nándù)更小。
目前,100%的室内公共场所禁烟还会受到一些来自烟草行业的阻力,比如,一种声音是在餐厅设置吸烟区和非吸烟区,但烟雾在空气中(zhōng)的传播(chuánbō)并(bìng)不会因空间划分而被阻断,这是一种“掩耳盗铃”式的做法(zuòfǎ)。
全国性的无烟立法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一方面可以将“100%的室内公共场所控烟(kòngyān)”等做法覆盖到更多中国人,尤其是中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(dìqū)人口;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地方立法、执法(zhífǎ)标准不一的问题(wèntí)以及烟草业对于实施控烟行动的阻力。此外,我们还希望无烟立法规制范围由室内走向户外(hùwài),并将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禁烟的范畴。
烟草行业(hángyè)收入下降,但其他行业获得增长
第一财经:2024年(nián)中国烟草行业(yāncǎohángyè)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6008亿元(yìyuán),同比增长(zēngzhǎng)5.0%,实现财政总额15446亿元,同比增长2.8%,税利总额和财政总额均创历史(lìshǐ)新高。一种业界观点认为,当前,出于扩大内需、提振消费的考量,地方推进无烟立法动力不足。对此你如何看?
马丁:正如刚刚我(wǒ)列举的案例,北京实施全面无烟法规后的第一年,当地餐饮消费由负转正(zhuǎnzhèng)。很多国家和(hé)城市的例子(lìzi)都证明,尽管烟草行业收入出现下降,但其他行业获得增长,对于经济而言,并不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。
另外特别重要的一点是,当公众烟草消费减少,这(zhè)一笔钱并不会凭空消失或者蒸发掉,公众会拿着这笔钱消费其他产品或者服务,比如购买(gòumǎi)优质的食物、增加教育投入或者休假旅游(lǚyóu)等。这种消费预期增长对(duì)提振经济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。
家庭烟草支出(zhīchū)增加还会挤占儿童教育等支出空间,这种挤占对于(duìyú)农村(nóngcūn)家庭影响更大。根据此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测算,如果中国农村家庭每月购买20包卷烟,其人均食品支出将(jiāng)减少10元,住房支出减少8元,衣着支出减少4元,教育支出减少3元。
我认为,当中国地方政府考虑把刺激消费的(de)目标(mùbiāo)从烟草行业转移到一些其他的行业领域,比如教育、餐饮娱乐、体育和健康活动等,会产生(chǎnshēng)更多的短期和长期经济收益,并会带动人口的高质量发展。
上一轮提税效应(xiàoyìng)正在减退
第一财经:烟草税(shuì)(shuì)作为控烟的核心手段(shǒuduàn),其政策设计直接影响控烟效果。你认为中国烟草税有进一步加征空间吗?如果提高烟草税,是应该循序渐进地增加还是一次性大幅增加?
马丁:中国上一次提升烟草税是2015年。这些年,我们已经看见了前述政策设计对于增加国家税收收入(shuìshōushōurù)带来的积极影响,也看到了带来的其他(qítā)预期收益,如降低社会吸烟率等(děng)。
当前,中国烟草(zhōngguóyāncǎo)税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。中国烟草税占(zhàn)零售价比例为52.2%,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烟草税应占零售价格75%的最佳实践水平仍有一定差距,具有(jùyǒu)提税空间。中国之外,近年来一些同样面临经济增长压力的国家,目前(mùqián)也都在考虑或实施提税行动。
与此同时,由于距离中国上一次提税已有10年,考虑(kǎolǜ)到其间居民(jūmín)收入水平提高,即实际上(shíjìshàng)对于居民而言,烟草制品的可负担性进一步增高,相较于十年前(qián),烟草制品实际上变得更便宜了。换言之,间隔较久的提税会削弱对烟价的影响,进而导致烟民对提税的敏感度大打折扣(dàdǎzhékòu)。
所以,目前很多国家均采取一种提税(shuì)模式:指数化提升烟草税,增加烟草产品价格,以确保提高烟草税的效果不会随时间增加而消退(xiāotuì)。
电子烟会增强青少年烟草(yāncǎo)使用概率
第一财经:今年,中国国家卫健委对于世界(shìjiè)无烟日的(de)主题定为“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”,并特别强调引导青少年自觉远离(yuǎnlí)电子(diànzi)烟。为何以及如何引导青少年远离电子烟?你如何看待近年来,一些电子烟厂商宣传的减害技术?
马丁:首先,应该澄清的(de)一点是,电子烟或其他新兴(xīnxīng)制品同样有害健康,其释放物通常含有尼古丁和其他有毒物质,对使用者和周围(zhōuwéi)的非使用者都有害。但相关行业却试图将这种危害隐藏起来,从(cóng)一种更为正面的角度,使用更具迷惑性的话术去“包装”电子烟,一定程度(chéngdù)上,这也包括你刚刚提到(tídào)的“减害技术”。世卫不会(búhuì)从包括减害在内的任何角度去建议青少年使用电子烟,也希望青少年能够更好识别、揭露烟草及电子烟业的陷阱。
其次,电子烟或其他新兴制品并未显现人群层面的戒烟效果。相反(xiāngfǎn),青少年时期(shíqī)使用电子烟,会增加其开始使用烟草的概率(gàilǜ)。所以,世卫也不建议政府为追求戒烟目标,将电子烟作为消费品销售。
(本文(běnwén)来自第一财经)

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你 发表评论:
欢迎